雍和：摄影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 | 他们为什么要摄影 Vol.6
▲ 这张《偏偏轮到我》是雍和的成名作。1982年4月，上海虹口公园，在做击鼓传花游戏的年轻人。当时基层的团组织活动很活跃，通常选择在公园里举行。欢歌笑语，代替了过去政治统帅一切的做法。
雍和，上海摄影界资深的摄影记者，30年不间断对这座中国最复杂、最活跃、最具国际特征城市的记录，成就了他史诗般的摄影。今天，为大家奉上雍和与陈小波之间的谈话。
▲ 1994年5月28日，上海浦东东昌路，新开张的肯德基餐厅窗外，市民望着里面的人就餐。这是浦东第一家肯德基。
▲ 2000年6月26日，上海四季酒店，新西兰水果猕猴桃推荐秀，让观者瞠目结舌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果品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，国内水果市场也早已不再由中国水果独享。
▲ 1993年10月，上海海通证券公司营业所，股民疯狂抢购延中股票。深圳宝安收购上海延中，由此爆发“宝延风波”，这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开天辟地第一例收购事件，中国企业从此开始了真正的资本运作道路。
▲ 2004年12月18日，上海外滩18号，卡地亚旗舰店开幕酒会，受邀的富豪女云集。过去的20年，中国经济发展迅猛，个人财富爆炸式增长，一大批成功的私营企业出现，新的超富阶层产生，贫富差距拉大。
农村生活锻炼了的意志力，学会了和人相处
雍：我身上有农民的血液。农民的血液里就是勤劳。摄影要勤劳。
陈：怎么讲？
雍：我的父亲就出生在四川农村。虽说是渠县的一户小地主，但和农民也差不多。父亲从小爱读书，家里穷不让他读，他非要读。读小学就不住在家里了,走几十里山路到镇上读书。
父亲大学上的是中央大学，后来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。47年，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。解放后他在上海社科院搞了一辈子经济理论研究。父亲现在90岁了，还勤劳着，和80多岁的妈妈两个人过。
父亲爱读书也爱革命。1939年是学生时就加入共产党，当过重庆沙坪坝区委宣传委员。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就是我父亲介绍入的党。因为国民党要抓捕，父亲在躲避期间失去了组织联络，1949年从回国重新入党。可在文革就因为这一段被当特务叛徒关了起来。“四人帮”时代结束，他党龄从1939年算起，至今都66年了。
我拍照片是不是受了父亲的影响？不得而知。多少有点潜移默化吧。文革前，父亲爱照相，给我们照了很多，我们三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影集。
陈：在这样的家庭长大，然后下乡八年，反差很大。
雍：我17岁到上海崇名岛“前进农场”务农，社会关系生活背景一下天翻地覆。我是在暖房里成长的，原来什么也没见过更没干过。到了农场，还好，我要强，不会输给别人。插秧、挖土、割麦、摘棉花、没有我不会干的，玩命我也要干好。一年到头田里总有东西种，不得休息。那里锻炼人的意志力，不可能完成的事都变成可能。100多斤的粪水，挑起来赤脚走在泥泞细窄的田埂上，不停一走几里路。20年后我去安徽采访水灾，遇到那些困难，不值一提。
小时侯家就是避风港，下乡后，什么优越感也没了，几百个人的连队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24小时在一起，这段经历，我学会了和人相处。
陈：我们这一代都没躲过这样的磨难、经历，但后来都成了我们的财富。
雍：在农村干的时间太长了。我想我必须回上海了。回上海是梦想，回到上海就像回到天堂。只要让我回到上海我就是卖咸菜、清洗大街我也干。那时对我，读大学和卖咸菜的认知是一样的。
回到上海，我做了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，我做得很好。早班车，最早一点多钟起床，最晚的班次也是四点多起。先去停车场，去了要给车清洗、帮司机料理杂事、领票子、冬天要用热水把车暖了。四处透风的破汽车，冬天冷的把我的手全冻坏了，而夏天热死。就是这样我也要做一个好的售票员。那时上海的公共汽车要挂牌的，最好的挂“新风车”，我上去一个月我的车就挂了“创新风车”。干了三个月就让调我到工会搞宣传。我的仿宋体字写的好，也会刻蜡纸。
▲ 1988年，上海市淮海中路，美国总领事馆门口，排队签证的人。
▲ 1991年7月，上海虹桥宾馆的游泳池畔，经商获得成功的年轻人在聊天休闲。
▲ 2005年3月13日，上海周家渡街道“世博居民动迁政策法规咨询会”上认真听讲、力求理解的居民。世博会需动迁居民17000户。
国际摄影周和《海南记事》
雍：我找这样的东西进行记录：在历史的坐标中即时空中是否有它的位置。把新闻放在一个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来观察来记录。一件事情，如果和大的时代社会背景没有关联，只有好的影象，那我也只会是玩玩感觉而已。我拍东西已经不会是单单从影象上考虑。
陈：很早就有这样的意识吗？
雍：哪里!早先我拍的东西也是沙龙。刻意在形式上追求。我最早的境界是得奖，那些功利的东西要通过比赛才能达到。92年之前，我参加比赛很多，得一个奖全摄影界就都知道你了。我当年曾十分关心摄影界的事情。但没有多久就开始冷谈了。
陈：好象大多数摄影者都会走这么一段路。
雍：1985年时上海有个七人摄影联展，我有几张照片引人注目，都是些诗化的境界、不明确主题的照片。只要和我心意，我可以随便改变时空和事实。凭空起的标题；路人明明是农民，我可以写成保姆；为了效果，天空压的和墨一样黑；有一张照片起名《弱反差》，画面上农民的一双脚和女青年的一双脚；一张是老人的白发后脑勺，逆光，叫《默默地燃烧》，让人看得有哲理有象征意味。我以为这便是照片的最高境界，还为自己荣耀了一把。那时说我是艺术家，是对我的最高奖赏。
陈：真庆幸你没有一直这样下去。
雍：80年代末，我遇到了北京国际摄影周和《海南记事》两件事，
在摄影上对我真正有所触动就是88年国际摄影周，我能够近距离接触西方的新闻和纪实摄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。那时候没有英特网，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国际摄影主流。通过当时少量的杂志也了解不到纪实和新闻的东西，更多的是风光和艺术的。
应该感谢杨绍明，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摄影启蒙。这是很好的时机，是个把原来习以为常的东西过滤的过程。普雷基来了，阿兰.德龙来了。我们怀着渴望，和国际摄影师一起分组采访，作品接受他们的的评点。
陈：那次最深的触动是什么？
雍：照片有很大的记录功能在里面，不光是看着美。照片应该留下历史并传播出去。记得有一幅照片：模特从金水桥走出来。在讨论毛泽东像两边的中国字是否要时，产生分歧。西方摄影家坚持：字是中国符号，是背景问题，要留下来。这和我以前在报纸上杂志上看到的观念完全不同。
我开始深刻认识到：新闻摄影者不是美化的角色，而是记录的角色。把历史记录下来是我们的工作。
陈：那个国际摄影周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。
雍：80年代末，整个时代也有了明显变化。从国际摄影周回来，我刚好遇到了一个机会。韩少功领着一帮人到海南创办《海南纪事》，湖南青年摄影协会主席林钢去做副主编。
陈：《海南纪实》那时很畅销啊！这份杂志在当时是一份有水准的纪实杂志。
雍：上海是中国变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点，林钢希望我能为他们杂志提供照片并在上海组稿。如果说，杨绍明给了我启蒙的机会，《海南纪实》就是给了我实践的机会。当时没有什么网络，电话约稿，稿件只能航空往返。
那本杂志的上海照片很多是我拍的。我寄去的稿子，什么用出来了、什么退回来了、什么登出来有了反响、什么尽管用了也效果不好、什么照片配文章非常有效果……我心中有数。这种反馈对我很有帮助。尽管那时印刷很差，排版也不讲究，但是。从它呈现的内容、从反馈中我知道了与时代紧密相扣的照片最受欢迎。而形式上的东西，在这时并不是太重要。
在上海，这本杂志一上书报亭就卖完了。可惜这份杂志只坚持到89年的7月份。
▲ 1984年，上海峨眉路弄堂里玩乒乓球的孩子。当时很少人家有电视机，很少儿童有像样的玩具，狭窄的弄堂便是儿童玩耍的乐园。
▲ 2009年2月14日，上海8万人体育场，一场招聘会来了成千上万求职者。据官方公布，金融危机以来，2008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86万人，比三季度末增加56万人。但实际情况会更严重，因为失业的农民工和未实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还没有统计在内。
▲ 2008年11月27日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建设工地，一个劳工推着自行车下班回家。世博会建设工期很紧，这里的工人要干的活非常多，并无失业回乡的忧虑。在全球经济危机来临之际，上海因为有世博会，被舆论认为是“天赐良机”。
摄影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
雍：我的摄影已经不会仅仅从影象上考虑了，因为我拍照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。这个圈子太小。我重视大众传媒，因为它能影响更多的人，传播的效果、传递的效果要更好一些。这也是我的目的：让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因为看了我的照片而知晓一些事情，也让以后的人了解从前。记录性的照片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内容和指向，而不是突出摄影者的手法。
我积累的是照片而不是观念。影像的观念，那是圈子里的事，我希望别人能记着的是我记录的内容，而不是一种什么摄影理念。我的东西就是要传播出去，或者是留得住时代的痕迹，这比只在圈内获得叫好重要，卡拉OK太小家子气了，当然也比赚钱重要。
陈：当你的这种观念牢固时，上海真正的变化也开始了。一个好的摄影者赶上了好的年代。
雍：我自己给自己的要求是：拍出影象上要好、更要有内容的照片。拍照，高科技在技术上解决了许多问题，摄影已经不是很难的东西。你想通过拍照得到什么东西？挣钱有挣钱的拍法，说故事有说故事的拍法，记录有记录的拍法，而玩则是只要自己爽就好。有人认为我的影象退步了，我听了认真想过，无所谓。
陈：是认为你在摄影上不太讲究了吗？
雍：所谓“退步”就是影象不“艺术”了，不赏心悦目了。我不以为然。挂在客厅的甜美照片和在媒体上传播出去完全是两回事，功能和目的都不一样。照片有不同看的标准，很少有这样的照片：印在报纸或历史书上和挂在家里都好看。我是一个媒体工作者，我更关注的是传播和记录。比起一个纯搞影像的人的看法，搞民俗学、社会学或研究历史的人的看法我会更重视，读者怎么看对我最重要。
陈：你已经完成了摄影技术上和视觉专业训练，所以不用刻意了。
雍：刚搞摄影的人容易从光线、影调、构图来考虑。过去我也是在形式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。那些东西搞来搞去就是重复，不要说人家看，我自己都搞腻了。
我知道现在自己对光影已经是情不自禁的，只是不会像过去那么张扬了。在现场，我在潜意识里不会放弃寻找瞬间和角度构图等形式的。形式一定存在，但要有隐蔽性。我不希望我拍的照片内容很好，形式却是面面俱到沙龙式的。我不喜欢用这样形式来记录历史传播信息。
陈：好的纪实摄影家都不喜欢被人说自己的照片有艺术性，他们会认为这种评价是对他的作品的轻视。
雍：我受过布列松影响。相对而言，布列松是一个技术型的摄影家，他更大的成就在影象掌握上，炉火纯青。他客观上记录了一些东西，但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记录者，他在经营画面关系多过也好过处理画面里的人和社会关系。
陈：摄影的观念似乎对你也早不重要？
雍：对。这样说可能会得罪人：我很看不起有些中国摄影评论家写的东西，他们习惯把浅显的问题复杂化，把自己没消化东西拿给别人看，看得很累。其实用最朴实的语言把问题说清楚才是本事，这才是好文章。他们中间有的人像墙头草，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，一会纪实、一会观念，什么时兴就说什么。同样一张照片，可以说成是都市记录摄影，也可以说成自我观念释放……
我后来不大要看这些文章，也不爱和别人说摄影。像今天和你这样说摄影是很少的。
我的知识的获取95%来自摄影之外。我的生活也不是围绕着摄影转。
▲ 2009年11月19日，上海闵行区法院门口，赢得诉讼的张晖（图左）和律师郝劲松举手相庆。当天，张晖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“钓鱼执法”一案开审，法院当庭判决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。
▲ 2009年12月1日，上海闸北保德路一家宠物医院，医生正准备给一只已麻醉的野猫做绝育手术。社区爱猫人和畜牧兽医学会小动物保护分会实施流浪猫“社区绝育计划”。
如果我的照片可以解读一段历史，
我很有成就感
陈：现在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上海的发展都不为过。国际大都会啊、中国内地最具灿烂前景的地域啊、充满无与伦比的新鲜活力的城市啊……
雍：能在这二三十年成为上海的一个记录者，是我的幸运。我和这个城市一道呼吸。
陈：有人计算，过你为这个城市，已经按下50万次快门。
雍：50万次？是什么概念，我没计算过。但我亲眼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，也看到周围人的变化，昨天还是默默无闻今天成了大老板；昨天不可一世今天成了阶下囚……
陈：在很多人还把你仅仅看成一个摄影记者的时候，你已经把自己的身份界定在更大的范畴之中了。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的身份？
雍：我是记录者而不应该只是摄影记者，我自认为是一个喜欢拍照的传媒人，确切讲，我是一个以记录为己任的人，是一个对记录社会和历史有兴趣的人。是一个观察哨，一个传令兵，一个文书，发现情况、传达信息、记录纪要。
有本书叫《向上海学习》你看过吗？
陈：没有。
雍：2003年，几个年轻人写了一本书《向上海学习》，里面用的100多张照片几乎全是我的。这本书在上海卖的很好。
但书出版时照片没有署名，照片印得也不大，影象层次也没有画册那么好。我虽然有些遗憾，署名当然好，没有也没关系。能用这样的方法传播我的照片，我很安慰。
（雍和回去的第二天，我就在网上买到了《向上海学习》。是本声称“从高层决策到人文内涵，为你全面解析有关上海的奥秘”的书。的确，照片很多却很小，雍和的名字没提及。）
陈：这样的书可能不会被摄影界传阅。但它会被学者阅读，被百姓阅读。
雍：我提供的照片可以解读一段历史。我很认同这种做法，被大众读物认可我非常有成就感。
我看到一些书没有用照片，有些为它遗憾，比如反映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热点热点、难点的《交锋》。我就想我有照片可以给它用，用照片这书会加分的。
陈：我看到上海王唯铭出版的《游戏的城市》用了你的照片。作者在“自序”中说：“让我由衷地感谢：雍和先生。他欣然接受了加盟于本书创作的邀请。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感受力和表现力的摄影家，他用自己独特的影像语告阐述了对城市生活的看法，他将那些在我们身边倏忽飘过的男女深刻地捕获并且固定，常常地，他的影像语言表达了与我文字相反的观点，我们的对立也恰是对相同世界的不同理解。我深信，当未来的人们如果还有兴趣在某一个时刻拿起本书时，他们一定会忽略书中的文字，而将目光牢牢地投注在雍和先生的照片上。”
雍：目前我的照片都是经过数字途径传播出去的，光2004年就有至少100家国外著名报刊采用了我的图片。假如我都把这些照片束之高阁，这世界上就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今天的上海又发生了什么事。
包括我有时会给海外机构提供照片，稿费的因素只是一点点，我重视用这样的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上海，知道中国这个城市的变化。
陈：因为我在新华社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外报道的编辑，为海外提供报道的过程中我打开眼界，还学到了规律性、法则性的东西。国外市场化程度还能带动我们的编辑拍摄者顺应潮流，他们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。
雍：我给海外提供照片，很大程度上是检验我自己的报道是否具备国际水准——你对什么照片感兴趣？哪些是我自己认为得意的你却不采用？你把重点放在哪里？你最看中我照片传达的信息是什么？图说怎么写？几次来回我就心里有数了。能赚点钱最好，赚不到钱也没关系，我已经在摄影上得到了很大帮助。
一张照片怎样和历史有机结合我考虑最多
雍：按快门前，我只会在意一件事，这个人这件事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有无意义。时代的背景是我拍照的重要出发点。最好的照片就是，今天看是新闻，到以后就成了历史。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成为历史，好多照片速朽，似蹩脚快餐，可填饥解馋，但没营养。
陈：所以你的照片更多的是细节、情绪、信息量、趣味点，容量很大。这些组合把时代的大变迁微妙地传递出来。
雍；现在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片的关系上。我考虑得更多的是照片如何和历史结合，假如这个事件和背景没有本质关联，假如照片不能提供更大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，影象再好我也会舍弃掉。
以前我是要一张纯粹的图片，只要一点不计其余，现在我到了现场，“咦？这个有意思！怎么会这个和那个在一个场景里出现。”我会尽量把看着零碎、无关的事物放在一起。表现我对事物的看法。我尽量不用大光圈，喜欢有景深的图像。只有十公分的景深能容纳什么？如果从一米到无限远都是清晰的，信息量会乘多少倍地记录下来！
假如今天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拍摄你小波，我会注意你和环境的关系。我会想到你刚才介绍说和咖啡馆女主人认识，她假如在，我就会拍你和她的关系，你怎么和她说话，你怎么了解制作咖啡过程，在有限的画面里拍多一些的东西，活生生的你。而不会只拍个光影人像。
陈：你为什么不做专题？
雍：专题我也想做，而且我不畏惧拍专题，不拒绝这种形式。十几年前就做过。对做摄影故事我还很有心得——主线、副线、画面机构，故事叙述。现在做的是散点式的，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在日报做，我每天接触大量动态性的，有意思的信息，这是做记者的长处，我理应珍惜。我要抓住这样的长处，不让信息浪费了。
专题，像陆元敏这样“寂寞”的摄影家可以做，他有思想，且时间多，相对信息量少，抓住有限的线索深入做，时间保证又不浪费资源。
陈：可是以你的年龄，你的经验、你的摄影背景、你的思考深度完全可以做些很好的专题。
雍：无所谓啊！也就是说透视上海记录上海，可以是对一个问题很深入的报道摄影，也可以是散点式的记录。比如翻阅一个100年前的历史影象资料的话，我更喜欢看散点记录那个时代的照片，全方位展现。只要有那样一个影象，就可以激活我记忆当中积累的或者把从别的知识渠道得到的东西，彼此串联起来。我的点可以很多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更喜欢散点式的。只要看到那些图象就可以知道发展和变革。
陈：陈海汶讲：“每一次看雍和的片子，都觉得是在读一本社会学方面的书，他的每一张片子都能展开一个故事，展现一个社会，我想象我要是离开地球一年，但我只要读懂雍和的片子，我照样可以了解这个社会发展的脉络。”他说的话我感受身同：几年不去上海，只要能看到你的照片就知道上海在发生什么。而且好久没去，只要你的照片在，对上海的认知就有连贯性。
雍：可能对某些人来讲，我的照片能帮助人认识此时此刻的上海。但从记录讲，我还是漏掉这个进程中的好多好多东西。毕竟一个人的眼光和精力和机会有限。
距离让我更接近本质
陈：打开“搜索”你的名字，很多是“雍和宫”“雍和家园”的楼盘介绍。作为摄影者的雍和的资讯很少。
雍：我是个个性不活跃的人，不知道你认识我这么些年是不是这样看？印象中，好象活跃的人善于交际的人更适合做记者工作，容易进入别人的世界。
陈：不过我认识的一些好记者也是个性沉闷的人。
雍：台湾的同行和我说过一个故事：台湾原住民很难被采访，有这么一个摄影记者很善于和人打交道，他就能进去，进去了还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，进入很私人的空间。但他往往忘了自己记录者的角色，常喝的酩酊大醉，下了山清醒了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拍到。
陈：哈哈！
雍：这样看来，我木纳、保守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也是一种优势。我不会花更多时间浪费在没有用的交际上，而用时间来冷静观察和拍摄。我不会见面熟，和被摄者总有距离。保持一定距离我认为是有好处的，我能更接近他的本质、看到他和周边的关系。这个距离不仅是讲物理的距离上更在思维的距离上，这样才能保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。
也不是绝对。我在贫困的地方采访，就容易和人亲近，我甚至会变得活跃起来。我也观察过那些平日活跃的人，在那样的环境里反而不如我和农民打交道容易。在那样的地方，在很低层很弱势的群体中，也许一个微笑就更有作用。
陈：我也深有体会。在城里，你朝一个人笑几乎对方不会有反应。可在边远的地方，你朝每个向你走过来的人笑吧，他一定也朝你笑。
雍：我认为人坚守自己的特点就好，个性开朗和内向都各有优势。
陈：你是个幽默的人吗？你照片中的幽默感从哪里来？
雍：有吗？我好象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。
陈：可你的好些照片看的我哈哈大笑啊！摄影是合适你的职业吗？
雍：至少目前来说是合适的。我蛮羡慕唱歌的人。假如我有一副好喉咙我就去唱歌。大家看他苦，他才不苦，因为他喜欢。开不了演唱会，在厕所里也要吼几句，他不唱难过啊！假如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，追求过程，情愿苦累。这是自己独自享受的，别人没法体会的。你不让我拍我会难受，特别是看见有价值有意思的东西。不一定去发表，但我按下快门，能在我的电脑上再现一下，也很过瘾啊！从这个意义上讲：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我其他什么本事，也没发现有比摄影更合适我的职业。在摄影上，我还算是能找到乐趣的人。
陈：难得的是这么多年，你对摄影还兴致勃勃。
雍：还有兴致！摄影与音乐、美术有很多共通之处，但它记录的功能独一无二，无法取代。100多年过去，慈禧的照片好还是绘画好？在记录上肯定是前者取胜。摄影也可以搞创作，但他无法超越美术。画国画就是一张白纸、一只笔，画油画就是一片布，一根棍上面绑一些动物的毛，创造你心目想象的东西，完全随心所欲，时空完全可以打乱。
摄影受限制多，这也是它的特点和长处。我对社会的认识和我的经验、背景适应搞记录摄影，我对摄影还有这个控制力，为什么放弃掉？
陈：你是在摄影上有感觉的人？
雍：我只是一个摄影认真的人。因为有些搞摄影的人是不认真的人，很随意。而且有些人还欣赏这种不认真态度。天生的感觉当然是一方面，但认真也能达到一个很高境界，也能达到一个好的状态。我以前放照片，乐凯简装胶卷、厦门放大纸，药水自配，我认真做，做出来的照片就让许多人惊讶。我当农民、当售票员时都很认真。
陈：除了认真，我还认为你是个人格高贵，品行端正的人。
雍：我其实做事情还有原则，一张照片换个人头啊、换个背景啊，我根本不会这样做！连这些技术我都不会接触。我曾给一个机构提供照片，开始有个约定：只为他一家提供，我答应了就严格遵守。但我发现其他人并没有这样做。我提出：你是没发现呢还是容忍这样做？他摸棱两可。我说：不是妒忌别人这样，我这是遵守原则。他们默许这样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版权意识。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无信，我不认同这种做法，情愿放弃合作。
在上海这样的码头，
这些能算什么荣誉？
陈：“雍和最不像上海人”。你怎样看这样的评价？
雍：这是夸还是骂？但在上海，血统正宗的上海人很少。
陈：对上海的的物质生活你享受吗？在那样一个城市里你会“一方面你渴望吮吸物质世界中的甜美汁水，另一方面，你的潜意识又向往着更为精神性的东西“吗？
雍：我当然享受，有时我就会在吧里面，找个清静角落，在咖啡醇香中处理照片，发发Email……
陈：我想知道：这个城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有什么样的变化？这个城市很多人发生生活方式改变时，你的生活有没有变化？你和这个城市的时尚有关系吗？
雍：变化一定有。可是我变化的好多是工作方式领域里的事，比如数码化，而家居多年没进步，有时也蛮沮丧的：我为这个时代欢欣鼓舞，以记录她为生命为己任，但她似乎并不热情拥抱我……
陈：“雍和已经无法避免地成了上海一座摄影里程碑”，“雍和是上海最优秀的摄影者”你如同这样的说法吗？
雍：不认同！虽说哪个人比我做的更强我不了解。但在上海搞摄影达到一个高度完全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时势能造就英雄。里程碑，也许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；也许这不是一个人，是几个人。
陈：不管怎么说你是今天上海最重要的记录者。
雍：上海的事情太多了！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被人瞩目。我自己很多地方没有做到，他们这样说可能是不了解大变革中的上海之丰富。
陈：毕竟你坚持了二十年……
雍：没有二十年！你算算：85、86年我还在迷恋《默默地燃烧》那种东西呢！好几年后才有了记录的感觉，还不是很自觉的。
陈：和你是不应该谈那些身外之物———荣誉啊奖项啊。但我还是想问：中国当代知名摄影家，上海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，上海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。1985年被评为上海市“青年艺术十佳”。2002年获得上海市范长江新闻奖。2003年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摄影传媒大奖摄影人物……你怎样对待荣誉？
雍：过眼烟云！有时也会因此得利，采访时方便一些啊，办事简单一些啊。但在上海这样的码头，这些能算什么荣誉？
陈：你现在怎样出去采访？自己开车？
雍：不！我打车，或者蹭年轻朋友的车。我出去就东张西望、贼头贼脑，自己开车要出事。本来我是骑车的，可丢自行车的经历太多，丢了七次。
陈：我好奇呢！认识你就这幅永远不起眼的装束。你衣着没变，刚才看你走过来甚至背相机的样子也没变。你穿西服吗？你在隆重或俊男美女聚集的场合穿什么呢？
雍：我最烦穿西装，说句不怕你耻笑的事，曾经因为不想穿西装我甚至推掉了去外国的采访，因为这团需要西装革履。不穿西装是嫌拘谨，不方便，头颈涨。仅有的几次，朋友们说，其实我穿上后功架蛮好的。
人在上海心就安了
（九月，雍和为了这个访谈专门从上海来北京，他上午到，我们在西交民巷那个安静的咖啡馆开始谈，一直谈到下午。）
雍：小波，谈够了吧。我傍晚的飞机赶回上海。
陈：为什么这样匆忙？现在是北京最好的季节，你可以多呆几天。好不容易来。
雍：是啊，北京天气真好啊！真难得！可是我现在已经不习惯在外面久呆了。
陈：为什么？
雍：在外面呆着心不安，在上海心就安了。我不是放不下上海的生活方式，而是怕万一有什么事情被我错过了，万一有“好事”发生的时候，我不在现场。
我对上海以外的世界有兴趣，但鞭长莫及啊！以致现在即使到了国外，我也很少认真拍照片。因为那里我了解太少，没有拍照片的动力，找不到座标嘛。
陈：是呢！人生本来也就是“为一事来，做一事去”啊！
1.新闻摄影者不是美化的角色，而是记录的角色。把历史记录下来是我们的工作。
2.让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因为看了我的照片而知晓一些事情，也让以后的人了解从前。记录性的照片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内容和指向，而不是突出摄影者的手法。
3.我希望别人能记着的是我记录的内容，而不是一种什么摄影理念。我的东西就是要传播出去，或者是留得住时代的痕迹，这比只在圈内获得叫好重要。
4.好的纪实摄影家都不喜欢被人说自己的照片有艺术性，他们会认为这种评价是对他的作品的轻视。
5.我的知识的获取95%来自摄影之外。我的生活也不是围绕着摄影转。
6.最好的照片就是，今天看是新闻，到以后就成了历史。
7.假如照片不能提供更大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，影象再好我也会舍弃掉。
8.我尽量不用大光圈，喜欢有景深的图像。只有十公分的景深能容纳什么？如果从一米到无限远都是清晰的，信息量会乘多少倍地记录下来！
9保持一定距离我认为是有好处的，我能更接近他的本质、看到他和周边的关系。这个距离不仅是讲物理的距离上更在思维的距离上，这样才能保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。
以上内容访谈部分节选自陈小波《他们为什么要摄影》一书，经陈小波授权发布，图片来源网络。如需转载请微信后台联系编辑。
编辑：Ninth
点击以下关键词 直接查看往期精彩内容